劳务输出大县为何遭遇“用工荒”

   红网隆回3月8日讯（潇湘晨报记者 袁树勋）春节过后，除了沿海，内地也频现“用工荒”。两会上，“用工荒”也成为一个热词。

偏居湖南西南部的隆回，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县，“32万人在外，24万人留守”，但这也不能阻止隆回喊出“用工荒”。

“用工缺口近一半，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。”隆回县“企业招工领导小组”工作人员胡云说，“今年的需求还会增长，形势不太乐观。”

留在家门口的人为何不愿意进厂？外出的人为何不愿回来？隆回这个样本，或许有助于解释当下愈演愈烈的“内地用工荒”。

A

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丰富吗？

去年，隆回县政府对辖区内劳动力数量进行了统计：全县16—60岁的农村户籍劳动力约56.6万人，其中近23.9万人留在县内。

问题在于，23.9万人中的近6成，年龄超过40岁，而当地工厂普遍要求求职者不超过45岁。

“超过这个年纪，视力和灵活度都跟不上，我们设置的上限是42岁，技能熟练者才适当放宽。”兴昂鞋业人力资源主管焦美君说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23.9万人，除去农业所需，还剩多少？这没有最新的官方统计，邵阳学院副教授李新平曾了解到，2008年时的这项数据为10.9万人，不到隆回农村劳动力总量的两成。

上述数字，与人口学家蔡昉2007年对全国的估算相当接近。当时他发出警告：这意味着，农村不再像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，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，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进农民转移。

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统计学概念，通常指除去农业生产所需后剩下的那部分劳动力。宏观意义上，其数量越少，意味着包括加工制造业在内的各行业用工会更紧缺。

当打工的收益下降，非农产业（农村中的工业、建筑业、交通运输业、批发贸易业、服务业等）收益上升时，结果就很好理解了：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后者转移。

隆回到底有多少人从事非农产业，至今无准确数据。县就业局培训股股长刘志刚相信，其数量和比例无疑在持续上升，“我老家的村子，越来越多的人在干建筑工或跑运输。”

桃洪镇铜盆江村村委会秘书李江海介绍，十年前村里干建筑工的“手指头可以数过来”，现在增加到200多人，接近留在县内的劳动力的一半。

B

“大嫂”为何成了主力军？

每天工作10小时，每周休息1天，月收入1500元，赶上加班可多拿一两百胡云发现，这个待遇只会吸引一个群体：年龄超过30岁、有老人小孩要照顾、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妇女。

焦美君介绍，兴昂鞋业有1900个员工，男女比例为1：10，30岁以上的女工约占7成，“一到中午，就看到一群大嫂从门里面涌出来。”桃洪镇副镇长周强戈开玩笑地说。

今年，兴昂准备扩大至3500人的规模，长期计划是6000人，“我还真没把握。”焦美君说。

当地农村30岁以上的妇女劳动力，即使除去农业和非农产业所需，仍以万计，是什么使得她们中的部分人不愿进工厂？

焦美君曾经去过隆回北部的小沙江招工，那是一个相对偏远落后的乡镇。她发现，当地妇女有一个普遍想法：为了1000多块的月薪，放弃照顾老人小孩、家畜庄稼，并不划算。

兴昂员工的分布也很有意思：来自工厂周边两个乡镇的工人最多，距离越远，人数越少。

在近郊的铜盆江村，李江海介绍，女工们往往会在下班后搭乘最后一趟城郊巴士回家，给小孩做饭。

对当地企业而言，大龄农村妇女占多数的员工结构，是不得已的选择。

“你讲企业认同感，她们更关心孩子考了多少分、家里那头猪喂食了没有。”焦美君一直想培养一批相对高学历的年轻人作为基层管理者，但现实让她难有选择余地。

C

中年人为何也不愿意返乡？

去年春天的统计显示，隆回有32万农村劳动力在省外务工。

年轻人想呆在大城市很好理解，但中年人为何也不愿回来？今年春节，焦美君做过调查：372人中，有意向回家务工的约10%，20%—30%表示可以考虑，其余的属于“条件不允许回来”。

在深圳务工的刘云松夫妇做过一个比较：两口子属于熟练工，月薪加起来约7000元，除去开销，仍比在内地打工划算。回家意味着一切要从头来，“孩子要学费，家里盖房子也要钱，这个险不好冒。”

刘云松还有一个顾虑，夫妻俩在深圳已经攒了十年的养老保险，再交五年就可以按深圳标准领养老金。若回家，养老保险虽可转移，但湖南养老金标准不及深圳，长期算下来会有较大损失。

桃洪镇劳动保障站站长罗萍也注意到，今年春节，很多在沿海打工者都问她“养老保险转回来是否划算？”

更麻烦的是，将养老保险转回内地而新的工厂拒绝缴纳，就会造成断档。罗萍发现，内地工厂为节约成本而不给工人缴养老保险的现象，“比较普遍”。

但焦美君并不认为，内地工厂参保率低的责任全在企业。

她了解到，当地有一家代工企业今年准备普及养老保险，却遭到一些员工拒绝。原因是，每月500元的保险金个人要承担200元，缴纳15年才能有回报，“年龄大的工人会想，我在工厂能干几年还不一定呢？”

D：怎么解开“用工荒”的症结？

隆回县东西窄，南北长。南部为县城所在，经济相对发达，企业集中。北部多为农村，剩余劳动力多，将其转移至南部工厂，至今是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一些北部农民或许会有这样的经历：年轻时在外打工，孩子放家里，到一定年龄后回乡。他（她）有丰富的技能，为用工紧缺的当地工厂所欢迎“通常会成为生产线管理者”，焦美君说。

问题是工厂离家较远，难以两头兼顾，“要不要再次离家”也成为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，再三权衡或许还是放弃。

这个由当地官员描述的矛盾，是中国结构性“用工荒”症结的缩影“（使得）一大批本来已经进城的劳动力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。”学者樊纲如此描述。

这也为可预见的民工回流提出了新课题。

最好的解决方案，是让农民举家入城，真正实现“在家门口打工”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如小孩入学、住房、各种农村户口难以享有的福利本质是让农民“市民化”，但在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的当下，地方政府无力给农民工提供与市民相等的福利。

去年的“当前形势与改革”座谈会上，樊纲提供了一个新途径：跳出“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户籍挂钩”的思路，把新增财力集中用于更广大的“常住人口”的公共服务供给，哪怕这种供给的标准比“户籍贵族”们低一些，也会更有利于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进程，并大大缓解过早出现的民工荒问题。

[两会报告摘录]

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；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，合理引导人口流向，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。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，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、社会保障、子女入园上学、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，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。

作者：袁树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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